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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 劉崇理 | 建立我國個人破產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作者: 時間:2020-07-10 閱讀次數:226 次 來自:人民司法

內容提要 我國亟需建立個人破產制度解決現實問題,也基本具備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條件。我們應本著借鑒域外經驗、解決中國問題的思路,積極穩妥推進這項工作。應將個人破產制度納入本次破產法的修改,為個人破產實踐明確法律依據,建立基本框架,再逐步予以完善。為保證當事人更多的選擇權,初期的程序結構應是更生、清算與和解程序共存。具體制度的設計要妥善處理債權人公平清償和保護債務人合法權利的關系,既要遵循個人破產的一般規律,又要從我國現實出發,但不能走向遷就現狀的極端。破產免責、自由財產和失權制度既要保障債務人得到切實的救濟,更要防范程序適用中的欺詐行為,才能實現對債權人的公平清償,進而實現經濟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國應采取許可免責的模式,合理確定自由財產的范圍、債務人失權的范圍及期限。

目次

一、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可行性

二、我國個人破產的立法模式和適用主體

三、我國個人破產的程序結構

四、我國個人破產的基本制度

結語

建立我國個人破產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0年第19期

作者:劉靜 劉崇理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把研究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和相關配套機制,著力解決以個人為被執行人的執行不能案件作為改革任務之一。目前,此項工作已經開展 1 年有余,主要是圍繞在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如何建立我國的個人破產制度,也就是立不立和如何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如何立的問題包括立法模式和適用主體、程序結構、基本制度等問題。本文對研究情況初步總結,并提出相關問題,希望各界人士給予更多關注,共同推動建立我國個人破產制度。

一、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可行性

現行企業破產法起草過程中,曾專設免責一節,規定符合一定條件的破產人,在破產案件終結后,對于普通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免除清償責任。這屬于個人破產制度的內容。但有不同意見認為,在我國個人信用體系還不健全,尚無有效手段防止個人借破產之機隱匿財產、逃避債務的情況下,對個人實行破產的條件尚不成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經認真研究認為 :對個人破產如何規范的問題,還缺乏必要的實踐經驗,各方面的意見也不一致,將其納入破產法適用范圍的條件尚不成熟。有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在條件成熟時,再通過修改有關法律予以明確。經過調研,筆者發現,對于在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必要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過多爭議。當前的新冠疫情,更是凸顯了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必要性。個人破產制度具有公平合理調整債權債務關系、賦予過度負債的債務人經濟重生的機會的功能。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對于完善我國破產法律體系,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防范、化解社會風險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現有的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局限性明顯,不能完全替代個人破產制度。爭議比較大的仍然是個人破產立法的可行性,即條件是否成熟的問題。筆者認為,現行企業破產法自 2007 年 6 月 1日施行,至今已經 13 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了重大的進步,已經基本具備個人破產立法的條件。

1.個人破產制度所需的相關配套制度漸趨成熟。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需要相應的個人信用征信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個人財產登記申報制度等配套制度,這些制度已經逐步建立或完善。一是信用征信方面。2019 年,我國已經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征信系統,累計收錄了 9.9 億自然人的信息,個人信用報告日查詢量達 550 萬人次,已經初步建立起能夠抑制個人惡意逃債的信用評級體系。二是社會保障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各項保險參保人數持續增長,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超過 9 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數超過 13 億人,全民醫保基本實現。我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已初具規模 , 也為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基本的社會保障和物質基礎。三是財產登記方面。現行企業破產法施行后,物權法、《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的施行,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財產登記制度。未來強制執行法的出臺,也將有助于促進查明、追索財產,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和抑制惡意逃債。此外,個人破產制度和相關的配套制度彼此關聯、相互促進,建立個人破產制度之后,能夠倒逼其他制度的完善,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倒逼那些被認為不夠完善的制度得以進一步健全完善。

2.破產法實踐和理論的發展。企業破產法實施 13 年來,破產案件逐年增長,審判機構和力量逐年壯大,截至2018 年底,全國法院設立了專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 98 家;截至目前,已經批準設立了 12 家破產法庭,其中 11 家已經掛牌。參與分配制度、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行為措施的施行,部分發揮了個人破產制度作用,為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積累了必要的實踐經驗。企業破產法理論研究成果豐碩,個人破產法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為個人破產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論支撐。

3.個人破產立法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近年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關注的問題。2019 年兩會期間,有 170 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了在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議案。建立個人破產制度也得到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高度重視。同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等 13 個單位聯合發布《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確提出分步推進建立自然人破產制度。同年 8 月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國辦發 [2019]39 號),要求研究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重點解決企業破產產生的自然人連帶責任擔保債務問題。一線實務部門及國務院辦公廳在短時期內對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密集發聲,體現了我國對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亟需,以及中央政府層面的實務部門對此問題認識的高度一致。前述《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發布后,引發強烈社會反響,個人破產成為熱點話題,反映出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輿情監測情況反映,有約 6 成網民支持建立個人破產制度。今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要求健全破產制度,改革完善企業破產法律制度,推動個人破產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法規,實現市場主體有序退出。這一政策的發布,說明在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已經是勢在必行。

二、我國個人破產的立法模式和適用主體

目前,企業破產法修改已經納入全國人大立法規劃,個人破產應單獨立法還是納入企業破產法修改統一立法?筆者認為,雖然個人破產和企業破產都屬于破產制度,但二者在立法目的、債務性質、債務規模大小、債權債務關系的復雜程度、破產財產的構成等多方面存在實質區別,理想狀態應該是單獨立法,但就現實的迫切需要及立法的實際操作而言,先統一立法,將個人破產制度納入本次破產法修改,專章或專編加以規定,效率更高,更能適應現實需要。

按照是否持續從事經營活動,自然人可以分為商人和消費者兩類。在我國現階段,個人破產是適用于這兩類主體,還是采用分步走的方式,先適用商自然人,再適用消費者?對此存在較大分歧。

主張一步到位的理由是 :第一,具體實施中難以識別債務類型或者債務人身份,區別適用,會帶來程序上的繁瑣,也會產生為了適用而人為制造債務的問題。無法徹底改變半部破產法的困境,還會帶來額外的群體沖突和政治風險。第二,對各類債務人應予以平等的保護。第三,目前消費者負債似不足以對銀行造成風險,但不應忽略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和當前經濟主體之間多重密切的關聯性,更不應忽略破產法以人為本、保護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憲法基礎。賦予各種類型的債務人經濟復蘇的機會,可以促進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增加社會流動性,防止階層固化和社會不平等。

主張分步走的觀點認為,出于控制個人破產可能對社會造成沖擊風險的考慮,消費者和農村承包經營戶暫不適用。消費者破產,對社會價值觀念、消費觀念、金融體系會帶來怎樣的沖擊?民眾接受程度如何?農村承包經營戶破產,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 :其一,其主要財產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流通均受限,且農民一旦因破產失去了具有社會保障作用的土地,對社會秩序會形成怎樣的沖擊?其二,我國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度尤其是農村的土地政策在近年來的調整和變化幅度較大,遠未定型。其他障礙包括 :農村居民的生產經營所得很難計算、農村居民在失權和復權制度適用上存在明顯困難等等。

筆者認為,應先對可能造成的風險進行充分評估。我們在向全國人大有關部門提交的建議稿中,列出了兩種方案。

三、我國個人破產的程序結構

與企業破產法相比,各國個人破產法具有更多的歷史、政治和地域特色。個人破產程序的思路有很多種 : 一是按照程序類型,分為更生、清算、和解程序。二是按照身份,分別規定消費者和商自然人的程序。如法國的過度負債程序適用于非職業性債務人 ;商人、手工業者、農業耕作者、自由職業者則應當適用法國商法典規定的排除程序。有些國家的某種程序并未明確將身份作為適用條件,但在安排該程序的功能特點和具體規則的時候,其實是以某種身份或者某種類型的債務人為預期適用主體的。這種立法技術安排可能帶來立法預期之外的結果,但并不見得是不好的結果,如英國的個人自愿安排、日本的小規模再生程序。三是在適用于企業和個人的標準程序的基礎上,專門規定適用于消費者的破產程序,如德國消費者破產程序的適用對象是不從事或不曾從事獨立經濟活動的自然人的債務人。曾經從事獨立經濟活動的,其財產狀況簡明清晰,并且以針對該債務人不存在因勞動關系所生的債權為限,提出破產程序申請時,債權人少于 20 人。四是并不嚴格按照企業和個人的二分法解決適用的問題,有的程序既適用于個人,又適用于企業,如美國破產法第 7 章程序、第 11 章程序,日本的民事再生程序。

很多國家的破產程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過度負債類型和社會問題,在適用主體、程序規則和制度功能方面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程序類型自然會在原有格局的基礎上增減、調整。我國設計程序模式,不宜全盤照搬特定國家的整體程序結構,而應立足我國實際,以程序主體的適用利益為導向,為債權人和債務人提供更生、清算與和解的多元選擇,根據債務人的債務規模和債權債務關系的復雜程度,設計適應不同情形的靈活程序。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和解程序的存廢問題上,筆者選擇了保留。和解與重整程序的功能雖然有一定的重疊,但是二者還是存在區別。從制度供給的角度來說,在立法的初始階段,可以兩個程序均予以規定,經過實踐檢驗后,再作出最終的選擇。

筆者建議設置和解程序,主要是出于以下考慮 :

首先,和解協議的通過約束很少,和解程序不設置強裁規則,和解協議也不需要滿足更生協議的批準條件。和解程序最大的利益是 :在清算分配數額大致確定的背景下,債務人和債權人可以直接協商清償數額、清償時間與免責的關聯,和解清償計劃可以比更生程序的時間更短,和解程序鼓勵即時履行,不支持通過獲得有息貸款的方式獲得用以清償的款項,不排斥債務人的親友提供支持。

其次,在企業破產程序中,和解程序仍然在復雜案件和中小微企業破產中發揮著有益的補充作用。當下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復雜社會。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系統對個體的賦能同時伴隨著對個體施加各種規范性束縛的神圣傳統的消解,這就意味著個體正不斷地走向自我化,從而越來越成為進行理性計算、自我決策的個體。債務人和債權人的協商可能出現什么結果,法律規則是難以預測和囊括的,因此,在沒有令程序復雜至對申請人構成選擇困境的情況下,多一種在合乎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靈活安排清償協議的程序選擇,就為更多的債務人獲得救濟提供了可能,也為債權人迅速實現債權提供了清算之外的另一種談判和博弈機會。

最后,根據行為經濟學提出的關于非理性人的新觀點,其經濟決策的過程包含了相當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權重,“事實上,人們經常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他人”。在浙江臺州、溫州等地的司法實驗案例中,道德和人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作為熟人和親友的債權人往往會豁免債務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債務,而近親屬則在有預期徹底解決債務人危機的情況下,集聚家族之力,為債務人提供清償款項。精于算計的債權人更加看重債務人的清償數額,而不是債務人等待免責時間的長短。司法內的和解程序可以考慮提供這樣一種利益博弈的場合。 

這部分的問題還包括和解應否作為清算和重整的前置程序、簡易程序應如何設計、各種程序之間又應如何銜接轉換等。這些都需要考慮當事人自由選擇程序的權利和防止當事人利用程序套利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再作出選擇。

四、我國個人破產的基本制度

個人破產程序最為典型的基本程序是破產清算程序,它全面包含了個人破產制度最為獨特的 3 個基本制度,即免責、自由財產和失權復權制度,更生程序、和解程序是在清算程序的基礎上調整的結果。同時,破產程序啟動后的概括禁止制度、清算程序的清償順序、擔保人的破產問題、設置了抵押貸款的住宅的制度安排等重大問題,囿于篇幅,另行探討。

在個人破產程序的構建中,應遵循這樣的基本制度設計理念 :不同程序的免責制度、財產和失權應進行細致的規則設計和比較,為法律主體提供長期穩定、整體統一和較為準確的行為預期。通過程序內部的制約和激勵,激發參與主體誠實、積極地參與破產程序,遵守良好行為期的規定和履行清償計劃,從而重塑良好的經濟行為模式和信用的愿望。通過程序內不利后果和法律責任的設置,警示法律主體不要實施欺詐、違反信息披露、概括禁止和免責禁令等法律義務。對程序的設計既要結合我國民眾對個人破產制度的認同度,考慮制度處于初創階段民眾缺乏對法律的整體信任等背景,又不能以遷就現狀為理由,放松對歧視和侵害破產債務人、因保障不足而導致破產旋轉門現象等問題的警惕。

(一)免責制度

如何防止債務人利用免責制度逃廢債,恐怕是民眾最為關注和擔心的問題。在制度從無到有的過渡階段,如果設計不當,反而會給制度的運行帶來較大的障礙,因此,在設計個人破產清算程序的免責制度時,我國應謹慎借鑒美國、日本清算程序快速免責的立法例。對于多數債務人,應根據清償比例的高低,設定 3 年左右的行為考察期,為識別或者追究遺漏財產、未通知債權人申報債權、發現免責前的其他欺詐行為等問題的澄清和處理留出相應時間和空間,但又不能過于漫長,以致過度消耗債務人的希望和降低其生產力。

我國目前不宜采取自動免責模式。債務人如果沒有公文書表明自己獲得了免責,很難不受一些法律規定的限制和非法侵害。雖然許可免責會給管理人和法院帶來巨大的工作量,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立法選擇。許可免責可以給債權人一個制度期待,便于發現遺漏財產和欺詐行為,可鼓勵債務人調整理財觀念、消費習慣,為債權人提高信用留出時間。另外,將清償比例作為激勵債務人提前獲得免責的條件,可以鼓勵債務人及時尋求破產程序的救濟,既能促使其對債權人負責任地盡力清償,又不至于對公平造成太大的影響。 

在簡易清算程序中,對喪失勞動能力或者未來確實不可能有超過自身及其撫養、贍養和扶養的家庭成員所需合理開支的收入可供分配的部分債務人,因為其具有低收入低財產、無收入無財產、債務規模較小的特點,對他們主要是進行救濟,設定免責的行為考察期既不能使其迅速擺脫困境,也并不會使債權人得到更多的清償,因此,對這部分債務人,可以在破產分配或者無財產可供分配的情況下宣告破產,同時裁定其免責。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對債務規模較小、破產財產較少或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的消費者破產清算的免責規定都很寬松,對于貧窮和陷入困境的個人和家庭的復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掌握適用條件,確實是誠實、不幸而且創收能力較差的債務人,才能適用該程序。在作出立即免責裁定之前,法院應當聽取管理人和債權人的意見。更生免責分為執行完畢的免責和艱難情事免責兩種,其范圍一般比清算程序更為寬泛,通過法律規定的更生計劃批準或者強裁的若干標準和債權人的表決比例予以保障。

以清算程序為例,我國限制濫用免責的環節可以考慮包括以下規范 :第一,對道德風險過高的主體限制適用破產程序,包括在一定期限前有破產犯罪或者密切相關的經濟犯罪的債務人,以及多次頻繁利用程序的債務人。第二,概括性地不準免責。對具有破產犯罪行為,隱匿、損壞、不當處分財產或不當減少財產價值等行為的債務人拒絕作出免責決定。已經清償的債務不得返還,自動凍結的保護失效,債權人可以立即啟動各種追債催收程序。這對于剛剛獲得片刻安寧、看到未來希望的債務人而言,是相當嚴重的后果,是企圖欺詐的債務人必須要衡量的違法成本。第三,對于獲得概括性免責的債務人,確定部分不能免責的債務,包括擔保物權,配偶補償義務或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重大過失或者故意導致的侵權賠償義務等。這些程序和實體條件實際上對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前的不良行為作出了負面評價,并杜絕了債務人通過其他程序逃避道德性或懲罰性義務。如果我國對破產財產實行膨脹主義,獲得免責的時間也較長,不予免責的債務范圍則應當比采取即時免責的立法例確定的范圍更小,才不至于令債務人長時間背負清償壓力,并因清償負擔過重而再次陷入破產。第四,對債權人權利予以保障。賦予債權人對免責提出不同意見、對免責裁定提出上訴、提出變更或者撤銷更生計劃、撤銷免責裁定的申請等權利,保障債權人的程序參與和實體權利,形成透明、反應迅速和重視清償率的良好環境。第五,在個人破產法最初的運行階段,將良好行為期設置為 3 到 5 年,實行許可免責。但是,如果債務人超出必要開支范圍的財產或收益全部用于清償債務,債務人的生活水平必須保留在近乎貧困的狀態,與其獲得的收入無關,債務人的生產動力仍然受到壓抑,很可能拒絕從事更多的或者收入更高的工作,所以,我國可以借鑒澳大利亞等國家的設計,超過必要開支部分的收入,僅以其中一定比例的數額用于清償,其他則為債務人所保留。

(二)自由財產制度

財產豁免的理念是,當債務人獲得免責、退出破產并獲得全新開始時,他們首先應該有足夠的財產以滿足自己和家人在破產后的最低生活需求,必要時包括最小的企業需求。美國自由財產的理念值得我們借鑒。美國現行的州法以及聯邦的財產豁免規則都旨在促進 5 項不同社會政策目標的實現,每項財產豁免規則都應當促進以下至少 1 項政策目標的實現:①為債務人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財產;②保護債務人的人格尊嚴以及文化或宗教認同;③使債務人能夠獲得財務更生并在未來重新取得收入;④使債務人的家庭成員免受貧困的惡果;⑤將向債務人及其家庭提供最低程度財務支援的負擔由社會轉嫁至債務人的債權人。免責制度和自由財產等制度相結合,才能保障債務人既可以擺脫過去的負擔,又有重新開始的基礎條件。

首先,不得強制執行的財產均為自由財產。我國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關于不予執行的財產即貫徹了前述確定方式,為債務人繼續保有尊嚴和希望、繼續生活和工作保留了基礎物質條件。經歷疫情,法律和民眾都應當深刻反思人類與環境、人類與動物的關系,純粹將動物視為食品、玩物以及客體和他物的觀念,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出于非經濟目的而豢養或者種植的動植物和經濟價值不大而精神價值很大的財產應當列為自由財產。

其次,應確定特定自由財產價值限制原則。前述財產如果價值較大,不用以清償債務明顯違反公平原則,人民法院可以不認定為自由財產。債務人及其所撫養、贍養和扶養的家庭成員所必需的居住房屋,符合前述情形的,可以用來清償債務。債務人沒有其他財產可以用于滿足基本居住需求的,應當在考慮必要共同居住人數和當地平均租金等因素的基礎上,為其預留 3 至 5 年的房屋租金。在這個問題上,破產制度應當與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考慮,而國家則應大力建設廉價的公租房,切實保障人民的居住權。是否可以考慮在債務人自由財產總額較小的情況下,普遍性地為債務人保留適當額度的現金,但又不至于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個人破產程序中家庭住宅的處理、工資和養老金權利以及家庭、夫妻等共有財產的分割等問題,都是與自由財產密切相關的課題。

再次,自由財產的確定應當有充分的程序保障。立法應當通過強化債務人的信息披露義務、強調管理人調查違法轉換自由財產的不誠實行為等規則,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管理人應當審查債務人關于確定其自由財產范圍的申請,并形成帶有獨立意見的書面報告。該報告及相關必要信息應與債權人會議的其他資料一起,向有資格參加和列席債權人會議的人員公開,但不作為債權人會議的表決事項。債權人、債務人對人民法院裁定的自由財產范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復議。第三人對自由財產的權屬確有爭議的,可向受理破產清算案件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失蹤人因為有生還的可能,財產代管人應當為其保留相應的自由財產。

最后,自由財產范圍的擴張,是指將本來不屬于自由財產的財產經由法院審查轉換為自由財產。轉換的特定原因包括:基于職業的需要,基于債務人及其家庭成員必要醫療、教育的需要等,這與目前強制執行領域出現的善意執行趨勢是一致的。但是,自由財產擴張的范圍應當結合當地的經濟生活水平和具體事由,聽取債權人和管理人的意見,確定大致的上限,需要裁判者具有較高的智慧和豐富的生活經驗,不能過度保護債務人而不顧及債權人的利益。更生債務人可以保留的財產范圍更大,更生計劃的執行完結比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數據,總體而言,可能并沒有太低或太高的情況。

(三)失權復權制度

失權制度實質是對破產債務人的行為限制和資格限制,應當按照較為寬泛而且寬松的整體思路進行考慮,但在規則設計時則要區分不同領域的外延而不能一概而論。失權的外延主要包括 :進入破產程序后免責前的行為和資格限制,以及免責后的破產記錄,而不拘泥于債務人在清算程序中被宣告破產這一應逐漸弱化的標簽行為和時間節點。一方面,隨著債務人重新融入社會重要性的凸顯,個人破產的污名化和可歸咎性已經逐步減弱,法治成熟的國家通過設立相關的行政機構,鼓勵公益組織、專業協會關注對破產債務人受到的社會歧視和排斥,因為這些現象和破產法促進整個社會持續發展和經濟繁榮的福祉是沖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破產對遵守契約和債權人帶來的影響,從防范過度負債的角度出發,設置一定的、對應不同程序和不同行為性質的原則性、宣示性規則或者有層次、有差異的失權規則,仍然是必要的。

首先,關于行為限制。在進入破產程序直至免責裁定生效之前,含有失權性質的行為限制主要包括 :一是不得進行大額消費、投資理財 ;二是保持和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聯絡暢通,主動報告住所變動和出行信息 ;三是不得獲得大額借款或者提供大額借款 ;四是不得新任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債務人確有正當理由需要實施本條規定中限制的行為,應經管理人審核后,提交人民法院批準。債務人違反上述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或者根據管理人、債權人的申請,對債務人處以訓誡、罰款或者拘留。其中,強制執行法草案已經對高消費行為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考慮到破產有更多基于社會長遠和整體利益的考慮,債務人的消費限制應不至影響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畢竟,對確實失信的被強制執行人通過處處受限的高壓可以促使其誠實履行判決,對誠實而確無清償能力的破產債務人,程序內誘人的胡蘿卜和又準又狠的大棒同時并舉,比泛泛地剝奪和限制更有價值。有些國家對破產債務人的資格限制林林總總地規定在各種法律中,數量很多,不利于債務人的重新開始,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排斥或者是債務監禁。不過,這些國家債務人大部分失權限制的持續時間都較短,甚至僅在(即時)破產免責裁定作出或者更生計劃認可之時等時點,就可以當然復權。因此,破產法在制定的過程中,不宜對前述問題進行詳細繁雜的規定,僅考慮對其他法律規定對破產債務人的職業限制作出原則性、倡導性規定即可,留待各部門法根據其調整對象和領域的特性,確定是否要對其執業人員作出限制,避免出現各種黑名單過分擴張、對債務人造成嚴重社會排斥的不良后果。

其次,對債務人從事特定職業的限制。主要有:針對專業資格的律師、會計師等職業的限制;對擔任政治領導或者某些公務、社會職務的限制;對成為企業發起人、投資人或者董事、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的限制;對成為監護人、遺囑執行人的限制。有的國家關于職務資格的限制較多,前述限制一般有一定期限,而不是終身。雖然大部分設置了更生或和解程序的國家對更生債務人幾乎沒有或者僅有很少的職業限制,而創設更生程序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讓中產階級、小規模經營者、警察等債務人可以不受破產宣告的名譽影響,也不會因失權限制而丟掉工作。破產法或者相關法律確定債務人因為特定的違法行為或者對企業破產負有個人責任,應對其擔任經營管理人員或者投資資格進行限制的,應當通過法定程序予以限制并進行適當記錄。

最后,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的破產案件后,應當將債務人納入破產案件管理系統,債務人的信息可以如同被執行人的信息一樣為相關平臺和相關機構獲知,相關機構(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部門、銀行等)應當遵守法律規定,如有違反,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要促進破產平臺和強制執行平臺、市場管理平臺的連接和互通信息。更生計劃執行完畢后,債務人的更生信息在個人征信系統中保留的期間自破產申請受理之日起不得超過 7 年。債務人獲得免責裁定的情況應當錄入前述平臺,債務人獲得免責裁定之日起一定年限后,可以考慮刪除債務人的相關破產記錄。自人民法院作出破產宣告裁定之日起,債務人的破產信息通過全國信用信息官方平臺進行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債務人獲得免責裁定和復權的信息應當錄入前述平臺進行公示。免責裁定生效兩年后,前述平臺應當自行刪除前述記錄。

破產程序應當規定自動復權制度,自債務人免責之日起,自動而無需額外裁定債務人復權,其行為和任職資格均不再受任何限制,但是,征信記錄會保持更長一段時間,根據征信法律的規定刪除相關的征信記錄。債務人可以通過新的經濟行為提高自己的征信分數,繼而提高自己的融資能力。

結語

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國外的個人破產法理論和實踐,為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但各國個人破產制度受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接受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較大的差異,我們不能照搬照抄。我們的目標應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破產制度,必須立足中國的基本國情,以解決中國的個人破產問題為目標,積極穩妥地建立符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解決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為中國社會所接受的個人破產制度。2019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下發后,深圳市加快了個人破產地方立法的進程。近期,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草案已經提請審議,允許深圳就個人破產地方立法,本身就有先行先試、為全國性立法積累經驗的目的,應全面深入探索。就全國而言,應先建立基本框架,以適應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區域差異,為個人破產實踐確立法律依據,再逐步予以完善。將個人破產制度納入此次企業破產法修改,對自由財產、免責、失權復權等個人破產的基本制度以及簡易程序、管理人選任、財產的識別與控制等與企業破產相應制度有重大區別的問題加以規定,明確個人破產的基本規則,以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對個人破產制度的亟需。接下來,在制度建立后的實施中發現問題、積累實踐經驗、加強理論研究,逐步完善個人破產制度。

編者注:為方便閱讀,已隱去注釋,如需引用,請查看紙版雜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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